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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需要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深刻把握。馬克思恩格斯論述中，強調物質生活在理解法與法律中的基礎性作用。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德意志思想家，具有其共同氣質與思考旨趣，就是將世界作為整體來思考把握，致力于尋找與發現世界背后唯一正確的本質與規律，借用美國政治思想家約翰·羅爾斯的話，這是一種“整全性學說”。但與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不同的是，他們透過世界發現的不是理性、自我意識、絕對精神，而是物質生活。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物質生活是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的分析工具，像項鏈一樣將各種社會現象如珍珠般串聯起來，其中也包括法與法律現象。

法與法律被還原為物質生活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法與法律被還原為物質生活。法與法律是社會現象的重要內容之一，而社會現象無論多么復雜都是可以還原的，追根溯源都是由物質生活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還將各種社會現象與物質生活的緊密程度作為參照標準，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排序。他們依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公式，指明了法與法律在各種社會現象中的位階：相對于作為基礎的經濟，法與法律屬于上層建筑；且上層建筑還可以再分層，法與法律和國家一道同屬于上層建筑的制度層面，道德宗教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層面。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的觀點，他們從主體的角度來把握法與法律，將其還原為自由、意志、概念、范疇。典型如黑格爾的理解，“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作為一元論者，他們也從同樣的角度來把握各種社會現象，以各種社會現象與主體理性的緊密程度作為參照標準。此時，各種社會現象呈現出不一樣的排列順序，形成了新的世界圖景。社會經濟現象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法與法律是主體間的關系，道德宗教則是主體自我的一種回歸，具有最終的意義。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關于法和法律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們的批判對象。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對社會現象的還原，包括對法與法律的還原還不夠徹底，沒有認識到主體性、理性與意志是受時代條件所限定的。因此，還原工作必須要穿透主體意志層面，深入到意識與意志的內容，最終追溯到物質生活。

法與法律共同源自物質生活

在對法與法律這兩者關系的認識上，也體現出物質生活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的基礎性地位。不同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將法律理解為法的化身，馬克思恩格斯將“被顛倒了的關系又顛倒過來”，強調法來自于法律，并最終強調了它們共同的淵源是物質生活，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深刻指出：“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好像法律是以意志為基礎的，而且是以脫離其現實基礎的意志即自由意志為基礎的。同樣，法隨后也被歸結為法律。”馬克思恩格斯對法與法律的理解不是僅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是深入到內容層面，其內容就是物質生活。這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更為完整的表達，“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法與法律的認識，發軔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到《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宣言》時，以物質生活為基礎的法學觀已經成型。后來的經典著作中，不論是《法蘭西階級斗爭》還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都強調物質生活對法與法律的重要性。黑格爾確立了絕對精神，從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再到費爾巴哈，是絕對精神瓦解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樣，也正是在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法與法律觀點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開辟出了唯物主義的法與法律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為法學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物質生活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鑰匙

用物質生活這把鑰匙打開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奮斗歷程與法治輝煌成就之中。在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看到了法的階級性，揭露了封建階級法與資產階級法的虛偽面目，廢除了“六法全書”。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共產黨人看到了法的人民性，建成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在改革開放時期，共產黨人看到了法的社會性，強調社會主義法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進入新時代，共產黨人與時俱進地認識到法律在治國理政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治理體系現代化中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要主動及時把握不斷發展進步著的物質生活，提升法治建設對物質生活的敏感度和響應率。一是提高法治為民的能力。要用法治保障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和經濟利益，讓人民群眾在立法執法司法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二是強化法治創新的勇氣。當前，物質生活水平提升促使精神生活更加豐富，新生活、新空間、新領域、新業態層出不窮。法治要積極回應這一切，打造生態法治、數字法治、網絡法治、涉外法治、太空法治等法治新樣態。三是加大法治改革的力度。法治領域的堵點痛點難點，根本上是物質生活現實與公平正義理想之間的矛盾問題。要激勵約束并重，深入推動法律規范、法治實施、法治監督、法治保障全面改革。四是提升法治系統的協同。要抓住鄉村法治這一薄弱環節，推動全面依法治國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加快鄉村法治補短板、強弱項、提能力，既要完善鄉村調解、仲裁、裁決、訴訟、信訪等末端矛盾糾紛化解機制，也要完善鄉村普法、公證、法律援助、司法鑒定等前端公共法律服務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