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故事】褒貶不一的平民皇帝 ——前蜀皇帝王建系列報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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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史書對王建的記載和評價不客觀、不公平。”近日，記者在前蜀皇帝王建故里舞陽王城崗采訪時，王建衣冠冢立碑人王俊卿說，“王建并不像有些史書中記載的那樣不堪。村里老輩人傳說，王建不是雞鳴狗盜之輩。他被捕入獄，不是因為偷盜，也不是因為販私鹽，而是行俠仗義打死了壞人。”記者在蜀王殿王建簡介中見到了相關描述。
歷史上平民出身的皇帝鳳毛麟角，前蜀皇帝王建是其中一位。從史料記載看，受多種因素影響，對王建的評價褒少貶多。讓我們來看看相關史籍對王建是如何記載的。
根據儒家學說，如果君主無道，就會有新的王者出現。這就是天道循環。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為前朝修史的習慣。為前朝修史，實際上就是承認了前朝的正統地位，是對前朝的一種肯定。
唐朝末年，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王仙芝、黃巢起義，李唐王朝受到沉重打擊。公元907年，朱溫殺唐昭宗，建立后梁，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兵禍連連，政權更迭頻繁。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出現了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十個地方王朝。
公元960年，后周大將趙匡胤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被擁立為帝，建立北宋，是為宋太祖。公元973年，宋太祖詔令編撰官修史書《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由薛居正監修。后世為別于歐陽修《新五代史》，改作《舊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舊五代史》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線，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線，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舊五代史》分為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實際是斷代史。
因為《舊五代史》是官修正史，所以正統觀念根深蒂固。《舊五代史》把中原王朝看作正統王朝，“五代”君主列入“紀”（史書編撰中專門記述帝王生平事跡的一種體裁）。“十國”中的南平、楚和吳越，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從未稱帝，被《舊五代史》列入“世襲列傳”。前蜀被《舊五代史》列入“僭偽列傳第三”（卷一百三十六）。同時列入“僭偽列傳”的還有吳、閩、南唐、南漢、北漢、后蜀六國。“僭”，古時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地位在上的人的名義或禮儀、器物，這里指冒用帝王的名號。“偽”，指不合法的、竊取的政權。從“僭偽”二字不難看出，《舊五代史》對王建等人的評價相當負面。這為后人編撰史書埋下了一顆“種子”：這些政權是不正統、不合法的。
宋代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王建傳》（卷六十三）開頭寫道：“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這段描述對后世影響深遠，被不少史籍引用。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是唐、宋以后唯一一部私修正史，是紀傳體史書，二十四史之一。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編的《五代史》以后，歐陽修為什么編一部體例和寫法不一樣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歐陽修傳》（卷三百一十九、列傳第七十八）中對此作了簡約的說明：“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所謂“自撰”，是說這部史書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春秋》遺旨”即“春秋筆法”。
歐陽修曾與宋祁主編《新唐書》。他在看到《舊五代史》時，認為“史者，國家之典法也”，史書記載“君臣善惡，與其百事之廢置”目的在于“垂勸戒，示后世”。在他看來，《舊五代史》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所以他把“褒貶義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編撰《春秋》的“義例”作為自己立論的原則，用“春秋筆法”對五代歷史進行褒貶。五代十國時期是一個短暫分裂時期。歐陽修對這種分裂割據狀態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五代“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因此，他采取了和編寫《新唐書》不同的做法。在《新唐書》中，他重視典章制度，不厭其詳地加以記載。在《新五代史》中，他認為五代時期根本沒有什么禮樂制度可談。他私修史書，正是為了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在《新五代史》中，盡管歐陽修認為五代沒有禮樂制度可言，但把王建列入了“前蜀世家”。“世家”是《史記》中諸侯的傳記。王建本來就被唐朝封為蜀王。盡管歐陽修對五代紛亂持否定態度，但用“春秋筆法”作“十國世家”，如實記錄歷史，沒有直接寫“僭偽列傳”。
不過，歐陽修用文學手法寫歷史，難免會用一些渲染、烘托、虛構、夸張的手法。比如“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這樣的說法，在《舊五代史》中并沒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權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明令禁用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只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南宋由于理學盛行，更是獨尊《新五代史》。故《新五代史》對后世的影響甚大。歐陽修盡管沒有把王建列入“僭偽列傳”，但把王建描述成無賴之徒。后人多加以引用。
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從《舊五代史》中取材甚多。《資治通鑒》作為編年體通史，把王建有關的內容按照時間順序分散在不同地方，所記內容沒有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提到的出身“少無賴”等。
在《資治通鑒·后梁紀一》中，司馬光說：“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宋代張唐英撰的《蜀梼杌》這樣記載王建：“隆眉廣顙，身長七尺。少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系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
《蜀梼杌》中雖然沒有《新五代史》中“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的說法，但出現了“少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系許昌”的內容。剽盜，指劫掠行為，也指強悍的盜賊。這樣的描述對王建的形象也造成了負面影響。
張唐英在自序中說：“唐英嘗觀自古奸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茍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指翻墻頭或鉆墻洞的盜竊行為）之人，利于昏瞑之夕，至于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通過對比以前蜀地的主政者，他認為前蜀、后蜀四世80年間，“善惡之跡亦可為世之鑒戒”。不過，一些史書如《耆舊傳》《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北宋史學家路振撰修的《九國志》有前后蜀世家和列傳，然而繁簡失當。張唐英家藏有《前蜀開國記》和《后蜀實錄》三十六卷，曾欲焚棄而不忍。最終他削去繁冗，編年敘事，分為二卷，定書名為《蜀梼杌》。
梼杌(táo wù)，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四大兇獸之一。張唐英稱：“《蜀梼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 他借春秋時期楚國舊史的名稱，來表明以“春秋筆法”記述前后蜀的歷史。很顯然，張唐英把前后蜀主都納入了“惡人”的行列。
不過，張唐英最終對王建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唐自廣明之亂（‘廣明’是唐僖宗的年號，‘廣明之亂’指黃巢起義），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誓眾于萑蒲（huán pú，兩種蘆類植物；盜賊常聚集于萑蒲所生之地，故亦用以指盜賊出沒之處；盜賊、草寇）之下，而所在橫潰。建（王建）于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驚動郡縣。及抵罪被系，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為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于煙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壁（避）遷利，遂舉兵據閬，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為岐隴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為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朱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為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張唐英說：“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始似如此。及其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在張唐英看來，王建可與三國時期蜀國開國皇帝劉備比肩。
清代吳任臣曾擔任《明史》纂修官，接觸了大量的史料，決心繼歐陽修寫五代史后，撰寫一部十國史留給后世。他在《十國春秋》一書里，把王建視為帝王，列入“本紀”。
《十國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紀上》（卷三十五）記載：“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顙，龍睛虎視，機略拳勇，出于流輩。先祖故為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王建去武當山避禍，道士處洪見其相貌清奇，對他說：“你骨法甚貴，為何不去從軍自求‘豹變’？”
毫無疑問，吳任臣沿襲了歐陽修《新五代史》中的說法，把王建說成了一個“問題少年”。
金滅北宋后，推行《新五代史》，《舊五代史》長期湮沒于歷史的塵埃，直至清代修《四庫全書》才從《永樂大典》內輯集其殘存的部分。前人寫五代十國史，大多只記一國或一個地區，很少有人把十國作為總體加以系統的記述。
北宋史學家路振著的《九國志》是有關十國的總體史書。清代畢沅撰《續資治通鑒》，記載了宋至明初的歷史，包括了宋、遼、金、元四朝，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止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共400余年的歷史，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相銜接，也是對史學的一大貢獻。據《續資治通鑒·宋紀六十二》記載，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六月辛酉，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路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九國者，吳、南唐、閩漢、南漢、楚、西楚、吳越、蜀、后蜀也。”后來，路綸增補了荊南（南平），合為十國。歐陽修首次提出“五代十國”的概念。吳任臣的《十國春秋》所述的“十國”，就是以歐陽修所說的為準。
吳任臣認為，古史對于正統王朝寫得特別詳細，對偏遠地區稱霸的人物事實寫得簡略。他在《十國春秋》自序中說：“任臣以孤陋之學，思取十國人物事實而章著之，網羅典籍，爰勒一書，名曰《十國春秋》……人以國分，事以類屬……雖世遠人湮，書冊難考，乃鑒觀諸邦，略得而論……康熙八年己酉孟夏，仁和吳任臣撰。”《十國春秋》被清朝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樣評價：“任臣以歐陽修作《五代史》，于十國仿《晉書》例為載記，每略而不詳，乃采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并證以正史，匯成是書。”
《十國春秋·十國紀元表》（卷一百九）中說，十國稱帝者七，改元者八（吳越改元而未稱帝），而楚、荊南（南平）則奉行中原王朝年號。列入“本紀”的有吳、南唐、前蜀、后蜀、南漢、閩、北漢，列入“世家”的有楚、吳越、荊南（南平）。《十國春秋》是紀傳體史書，把“帝”列入“本紀”、“王”列入“世家”，對王建的出身吸納了《新五代史》的說法。
記者在前文《舞陽，出過一個開國皇帝》中提到，作為舞陽甚至漯河走出的唯一一位帝王，王建在古《舞陽縣志》中竟然沒有記載只字片語。這本身就表達了修志者的一種態度，就是對王建帝王身份的不認可。
例如，舞陽臘月初一會遠近聞名，民間有“臘月初一剮老潘”的說法。“老潘”是誰？是明末舞陽知縣潘弘。據民間傳說，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舞陽大災，人多餓死。知縣潘弘不僅不減免賦稅，反而增加糧款，激起百姓反抗。第二年，李自成率義軍自南陽來舞，活捉知縣潘弘。當天恰是臘月初一，百姓用刀把他割得七零八落。為了慶祝勝利，百姓自發動手搭了戲臺，連續唱了幾天戲。從那時起，舞陽每年臘月初一都唱戲。
然而，《明史·列傳·潘弘傳》（卷一百八十一）把潘弘列入“忠義傳”，作為楷模加以褒揚。原文為：“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陽人。起家貢生。崇禎十三年為舞陽知縣。時流賊披猖，土寇亦間發，弘數討敗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羅汝才既陷南陽，縱兵覆所屬州縣，將攻舞陽，弘諭士民共拒。諸生慮賊屠城，請委曲紓禍，弘叱之去。賊薄城，發炮擊之，多斃。有小校善射，屢卻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弘作告先圣文，自誓必死。諸生潛開門，縛弘以獻。賊索印，弘不予。脅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子澄瀾痛憤大哭，投井死。”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舞陽縣志·藝文記》（卷十）記載了河南學政湯右曾撰寫的《潘公祠堂記》，內容為潘弘抵抗李自成攻城的戰斗，并記載了湯自捐月俸為潘修建祠堂，以“壯其烈、高其義”。該文一直稱李自成義軍為“流寇”“賊寇”。同時，《舞陽縣志·藝文記》還記載了縣令繆集撰寫的《重修明殉難潘公祠堂碑記》，記述了“崇禎十四年冬闖賊破舞陽”的經過。《舞陽縣志·藝文詩》（卷十一）還記載了馬姓生員的詩作《吊潘公罵賊死節》、縣令祖良屏的詩作《吊潘公罵賊死節》、縣令于建邦的詩作《潘公祠》、縣令丁永琪的詩作《吊潘公》。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舞陽縣志》里也收錄了《潘公祠堂記》和《重修明殉難潘公祠堂碑記》。不難看出，《舞陽縣志》的貶褒立場很清晰。
有關專家分析，史書中對王建貶多褒少，而《舞陽縣志》修撰者都是當時縣令。《舞陽縣志》不記載王建事跡，大概是受到了史書的影響。
除了史書中對王建的記載和評價，蜀地之人對王建最有發言權。他們是如何評價王建的？日前，記者電話采訪了成都永陵博物館相關人員。對方表示：“答案就在我們正式出版的圖書中。”記者在《成都永陵博物館》（張亞平編著，巴蜀書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書中看到相關評價：“五代十國時期，前蜀統治著今四川大部、重慶、陜西南部、甘肅之東南及湖北西部，其疆域廣闊在十國中位居第三。從公元891年王建入據成都算起，王氏父子共統治四川地區35 年，其中王建執政時間為28年。在當時全國局勢混亂不堪的狀況下，王建的前蜀政權阻止了戰亂向四川地區波及，使這一地區較為安定，客觀上為廣大人民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生產、生活環境。王建在位期間，采取了許多保境安民、發展生產的措施，對當時四川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圖為成都永陵博物館的永陵神道
永陵博物館官網從“混沌少年”“戰亂立功”“據川自立”“勵精圖治”“歸葬永陵”五個方面介紹王建一生，認為“在中國古代史上，平民出身的皇帝可謂鳳毛麟角，五代時期前蜀皇帝王建即其中一位。王建一生頗有作為，深受后世贊譽。”在“勵精圖治”部分，永陵博物館官網作了這樣的描述：“王建建立的前蜀，承唐舊制而有革新，經濟繁榮，人文薈萃，在承唐啟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王建堪稱唐末五代一位杰出的封建統治者。”
文丨記者 陳全義
圖丨記者 李宜書
統籌丨李 鑫
審讀丨李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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