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詭不異”：以璞玉之質推動文風革新——裴度對中唐文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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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詭不異”：以璞玉之質推動文風革新
——裴度對中唐文學的貢獻
裴度，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在唐代政治舞臺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憲宗時，身為宰相的裴度親往前線督師平叛，并在郾城洄曲（即現在的裴城鎮裴城村）駐軍四個多月，在平定淮西之亂中展現了非凡的勇氣和謀略，被譽為“中興名臣”。裴度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就太過耀眼，容易讓人忽略其在文學方面的成就。裴度的文學創作別具特色，在唐代文學的燦爛星空中占據著獨特的位置。他的文學活動與主張為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當時及后世的文學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裴度出身于河東裴氏（以河東郡為郡望的裴姓士族）。深厚的望世家族底蘊使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自幼博學廣識、勤奮好學，在唐德宗貞元五年（公元789年）考中進士，并在博學宏辭科考試中獲得佳績。他參加德宗親自主持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因應對策問的成績為優等被授任河陰縣尉。因能力出眾，他很快升任監察御史，在朝堂上嶄露頭角，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裴度曾先后輔佐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數度出鎮拜相，有極為深厚的政治智慧和文學底蘊。
從著述留存來看，《宋史·藝文志》（卷二百八·志第一百六十一）記載“《裴度集》二卷”。《全唐詩》由清代康熙年間彭定求等十人奉敕編校，共900卷，收錄2200多人的詩歌作品48900余首，其中卷三百三十五收錄裴度的詩歌19首、卷七百九十收錄裴度聯句詩9首。《全唐文》（全稱《欽定全唐文》）是清代嘉慶年間官修唐五代文章總集，卷五百三十七、卷五百三十八收錄了裴度的一些律賦和奏疏碑銘。他為武侯祠創作的《蜀丞相諸葛亮武侯祠堂碑銘》，書丹者為書法家柳公綽（柳公權之兄），刻工為當時著名的魯建。后人稱“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為“三絕碑”。
詩作風格：質樸自然，情韻悠長
裴度的詩作風格質樸自然，沒有刻意雕琢的痕跡，平實的語句中蘊含著真摯的情感與深刻的思考。
以裴度的《夏日對雨》為例，“登樓逃盛夏，萬象正埃塵。對面雷嗔樹，當街雨趁人。檐疏蛛網重，地濕燕泥新。吟罷清風起，荷香滿四鄰。”這是裴度寫的一首表達對夏日降雨感受的詩。《夏日對雨》開篇直接點明作者登樓避暑的緣由，描繪出夏日塵土飛揚的悶熱景象，隨后以擬人手法生動展現雷雨的迅猛，如“雷嗔樹”“雨趁人”。詩人善于捕捉細節，通過對雷、雨、蛛網、燕泥、清風、荷香等的細膩描寫使讀者如臨其境。詩中沒有華麗辭藻的堆砌，卻憑借簡潔明快的語言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夏日驟雨圖，使讀者感受到夏日雨后獨特的氛圍。再如他的《溪居》：“門徑俯清溪，茅檐古木齊。紅塵飄不到，時有水禽啼。”《涼風亭睡覺》：“飽食緩行新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寥寥數語便營造出一種清幽寧靜的氛圍，詩人對寧靜生活的向往之情躍然紙上。裴度的詩作于平實中見真章。這種質樸自然的風格使得詩作通俗易懂，能夠跨越時空，引發讀者內心深處的共鳴。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文壇，與同時代的文學家相比，裴度的創作風格獨樹一幟。相較于韓愈散文的雄奇奔放、氣勢磅礴，裴度的散文更加平實穩健；和柳宗元散文的冷峻峭拔相比，裴度的散文多了幾分溫和與質樸。在詩歌創作上，不像李賀詩歌那般奇譎瑰麗，裴度以自然清新見長。在追求奇崛華麗的文學潮流中，他堅守自我，推動了文風革新。
文學思想：矯正時弊，回歸本真
裴度的詩作風格反映了其文學思想，即“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刻意追求言辭的奇特，文辭自然能夠華麗；不故意使道理標新立異，道理自然會新穎獨特”。
《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記載了裴度的《寄李翱書》。這是裴度寫給表弟李翱的一封信，內容是暢談文章之道。就是在這封信里，裴度表達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他寫道：“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馀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裴度通過對歷代文章的品評、對當時文風的批判以及對文學創作的見解，強調文章應重內容、輕形式，要有益于教化和社會，追求文辭自然華麗、事理自然新穎的境界。
裴度與韓愈交往密切，文學思想深受韓愈影響。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伐蔡駐軍郾城時，兼任彰義軍節度使，為領軍大元帥。當時，韓愈任行軍司馬。平定淮西叛亂后，韓愈奉旨撰寫《平淮西碑》，對裴度的功勞予以褒獎。《舊唐書·韓愈傳》記載，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上書《論佛骨表》勸諫，憲宗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等人啟奏道：“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憲宗起初仍憤怒不已，后經裴度等人苦苦求情，才免韓愈一死，將其貶為潮州刺史。
裴度年老時，為避免朝堂爭斗禍及其身，想告老隱退，在洛陽建有別墅。這別墅中有精心布置的假山等景觀。《全唐詩》卷三百四十二收錄了韓愈的《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韻》：“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腳歷。枉語山中人，匄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我盛明朝，于焉傲今昔。”以上內容可見裴度對韓愈有提攜和救命之恩，且兩人私交甚好。他們在政治上都致力維護朝廷的穩定和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在文學上相互欣賞和支持。裴度重視文學，大力獎掖文人。韓愈作為當時的文壇領袖，與裴度惺惺相惜。他們的互動交流影響著對方文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裴度生活的中唐時期，文壇呈現出復雜多元的局面。當時，“古文運動”蓬勃興起。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時期的散文以散行單句為主，質樸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駢文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等形式，內容空虛，華而不實，始于漢朝，盛于南北朝。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韓愈、柳宗元等倡導“文以載道”，力求革新文風，反對駢文的形式主義，主張恢復先秦兩漢散文傳統。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部分文人在追求創新時陷入了奇詭雕琢的誤區，過于注重形式而忽視了內容。“古文運動”是在“復古”的口號下主要對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一場文學革命，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似。除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也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合稱為“唐宋八大家”。前文提及的李翱是韓愈的追隨者，也是“古文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裴度與韓愈、柳宗元等人交往密切。“古文運動”思潮對裴度文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裴度敏銳地察覺到當時文風的弊端，提出“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的主張。他主張文章在自然平實中展現文采，反對刻意標新立異的思想。這一主張猶如一股清泉，為當時的文壇注入了理性的思考，引導文人回歸文學的本質，注重內容的表達與情感的抒發。在他的影響下，許多文人開始反思自己的創作風格，中唐文學朝著更加健康、務實的方向發展。裴度的文學作品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對后世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裴度的文學理念和創作實踐成為后世文人探索文學風格時研究與參考的范例，為后世文學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啟發后世文人在創作時追求本真與自然。
文壇地位：引領交流，構建生態
裴度是“古文運動”堅定的支持者、參與者，并且因其宰相的特殊身份成為“古文運動”的護航者。這對促進古文運動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唐德宗在位時推崇暗中刺探官員的言行，朝中官員不敢相互往來，甚至宰相也不敢在私宅接見賓客。裴度平叛淮西前上書唐憲宗，請求允許在私宅中接待賓客，以廣納天下奇才，得到唐憲宗允許。天下的賢能才俊因此有機會在宰相面前一展才華。“甘露之變”后，裴度自覺年事已高，欲告老隱退，在東都洛陽精心修建別墅。處理完政務的閑暇，裴度常與大詩人白居易、劉禹錫等摯友盡情宴樂、聯句吟詩。他成為洛陽文事活動的中心人物。當時，諸多名士以能與裴度交往為榮。
《全唐詩》卷七百九十收錄裴度與劉禹錫等人的《春池泛舟聯句》：
鳳池新雨后，池上好風光。（劉禹錫）
取酒愁春盡，留賓喜日長。（裴度）
柳絲迎畫舸，水鏡寫雕梁。（崔群）
潭洞迷仙府，煙霞認醉鄉。（賈餗）
鶯聲隨笑語，竹色入壺觴。（張籍）
晚景含澄澈，時芳得艷陽。（劉禹錫）
飛鳧拂輕浪，綠柳暗回塘。（裴度）
逸韻追安石，高居勝辟強。（崔群）
杯停新令舉，詩動彩箋忙。（賈餗）
顧謂同來客，歡游不可忘。（張籍）
這首聯句詩整體意境優美，描繪了春池泛舟的美好景象。每個人的詩句都緊扣“春池泛舟”這一主題，相互銜接、對仗工整、韻律和諧。詩人通過優美的語言、細膩的描寫、真摯的情感以及巧妙的用典在內容和意境上相互呼應、補充，共同打造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生動地展現了春池泛舟的歡樂場景和美好意境，體現出較高的文學素養和默契的合作精神。
裴度的府邸在中唐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文人聚會交流的重要場所，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化場域。作為當時的政治核心人物，裴度憑借其威望與影響力吸引眾多文學大家頻繁出入其府邸。在其府邸，文人雅士飲酒賦詩、談文論道、切磋技藝，形成頻繁且深入的文學互動，構建了獨特的文學生態。
裴度的府邸營造了一種寬松、自由的文學氛圍，成為中唐文學的“孵化器”，極大地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為文學繁榮提供了肥沃土壤。這種文學交游活動對中唐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促進了文學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文人會聚一堂，分享各自的創作理念與經驗，拓寬了彼此的視野。同時，這種交游活動為文學作品的傳播提供了平臺。文人之間的唱和、贈答之作通過聚會形式迅速傳播，擴大了影響力。這種多元的文學互動極大地豐富了中唐文學的內涵和表現形式，使中唐文學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他們之間文學互動的相關信息成為后世研究中唐文學的重要資料。
裴度憑借自身的政治地位與文學成就吸引眾多文人追隨，同時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與文學影響力凝聚中唐文壇力量，為文學繁榮營造了良好氛圍。他以榜樣的力量振奮士風，推動文學創作的繁榮；以獨特的文學主張推動古文運動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以廣泛的交游活動促進文學思想的交流與融合。裴度的文學貢獻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唐文壇，還為后世文學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與借鑒，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漯河日報全媒體記者 陳全義
校對 王麓棣
統籌 周鶴琦
審讀 譚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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